嘉宾: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光辉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光辉谈国产大飞机C919研制。(王一辰/摄影)
还有一些现实的促使我要学习(飞行的原因)。我们在跟飞行员交流的时候,包括我以前在做飞机项目的时候,飞行员谈的问题和飞行员之间谈的问题,我有些是听不懂的,我就不好理解飞行员到底是什么要求。每一个飞机,每个驾驶舱,有的就像汽车一样,每个驾驶员对不同的汽车有偏好,叫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对驾驶舱的布局、设备的安放、操作的程序,包括显示的内容和大小,各个飞行员提的要求都不一样。我作为总设计师,怎么来判断这些飞行员提的要求正确与否,这个迫使我要去学。因为我想我学会飞行,真正拿到执照了,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,我再来判断飞行员提的要求(是否合理)或者我从飞行员的角度来判断怎么提出这个设计要求。所以诸多因素,促使我去学习飞行。
飞行员不是简单的飞行技能的考试,它有大量的理论考试。通过理论考试,迫使我自己实现在法规、飞机理论、人为因素、气象等等所有这些航空相关理论上的升华。我觉得确实通过学习,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提高。
吴光辉:作为总师在技术上是有很大压力的。我记得在C919首飞的时候,首飞前,天气的整个状态不是很明朗,我就很惆怅。到飞机飞起来以后,很多人欢呼跳跃,我当然也很高兴,也在欢呼、跳跃,也在流泪,但是冷静下来以后,我还希望它在空中没有问题,我还有一种担心,就是飞机能不能安全回来。我一直盯着飞机回来的方向,可以说在我们所有外场人员里,我是第一个发现飞机回来的,因为我一直担心着这个事情。迷信地说,我始终在祈祷飞机安全地落回来。当看到飞机以后,知道飞机落地要做最后一个动作,我嘴里不由地喊出来“反推反推”,飞机落地以后,要把反推力装置打开。如果反推力装置打开了,加上刹车能刹住,这个飞行就没有任何问题。至少那一会儿,当反推装置打开,我这颗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。
他们很多人抓拍了我在这个过程中的照片,就能看出我从起飞前天气不好时的压力、惆怅,到飞起来以后的一些担心,再到落地以后的喜悦。真正来讲在设计里面,我们总设计师是一个技术决策者。可以说每一个决策,每一个技术途径、技术路线、甚至技术方案的采用,还有一些关键的载荷技术,比如飞机设计状态的选取,这些都是我们要从顶层上去确定,进行顶层的规划、顶层的需求管理,这些都是我们设计师或者我这个总设计师要从顶层上确定的事情。当然我们是一个团队,会大量地依靠团队的力量,但不管怎么样,作为总师对技术是要进行决策的。这种决策的好坏不仅仅关系到飞机的经济性、舒适性、它的性能,更重要的甚至会决定这个飞机成败与否,所以这种技术的压力是很大的。
一个方面要创新驱动,人是第一资源。我们首先有一支队伍,这支队伍一个是通过合作,举全国之力,聚全球之智。我们广泛在国际上招罗人才,吸引高技术人才,也在国内吸收一些人才,加上我们自己再培养一部分人才。我们有了这部分人,又有能力把这些人有机地组织起来,分不同的专业,对每个专题进行攻关。我们是通过大量的设计、计算、试验,甚至到试飞的活动,对技术一个个攻破,主要的技术攻破都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的。
除了这个以外,还需要后面有大量的工业支持,比如材料,还有标准件、标准化的东西,还有电子产品等等这些都是支撑航空工业发展的要素。当然反过来,航空工业的发展、民航市场的发展,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国家要发展大飞机的一个主要因素,就是要带动整个工业、整个中国的装备制造业(的发展),这是“中国制造2025”的重大举措。
除此以外,还有一款中国的发动机,那就是长江1000。前不久长江1000也完成了总装下线,也进行了部件的试验,我所知道的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我希望在未来C919能够装上中国的发动机,飞上蓝天。